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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春节拜年习俗:发“飞帖”

作者:不详来源:网络2019-06-04 09:29:45
古人春节拜年习俗:发“飞帖”

如今,随着电话拜年、短信微信拜年的出现,贺年卡逐渐远离了人们的视线,可要是在古代,人们似乎就没有这么轻松了。古时,有点身份的人在春节时都会用类似现在贺年卡的“拜年帖”相互问候。而且,送“拜年帖”是个很郑重的事儿,因此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很慎重。

“拜年帖”顾名思义,就是古人在春节时表示新春问候、吉祥祝福的专用帖子,属于“名片”的一种。古时,“拜年帖”主要在文人雅士、官府僚吏乃至朝堂君臣中使用,是社会上层名流人士春节期间交往的专用品。

出现:春节表达心意的“门状”成为了最初的“拜年帖”

“拜年帖”的出现,根据现有的记载应该在唐代。当时春节已经成为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拜年活动不但普及到民间,也逐渐“程序化”、“仪式化”了。

清代学者赵翼在 《陔余丛考》中说:“古人通名,本用削木书字,汉初谓之谒,汉末谓之刺,汉以后虽用纸,而仍沿用刺。”可见,自东汉以后,造纸业的发展为贺年卡提供了新的材料,文人雅士开始在纸片上绘制一些象征吉祥的花卉、人物等图案,然后写上自己的姓名送给亲友,以此贺岁,一张贺年卡往往就是一帖精美的书法作品。

随着纸张的普及,“文房四宝”成为上流人物,尤其是文人雅士广泛使用的日常用品,这些都为“拜年帖”的流行创造了必备的条件,人们再也不用拎着竹片、木片到处跑了。

唐代科举制度鼎盛,支撑其运作的关键环节就是“门生”制度。各地举子进京赶考,官方不设“资格审查”,但你得拜访名人,投身某个老师的门下做门生,从而获得推荐,才能打着老师的旗号去考试。这个时候就需要用“门帖”了,谓之其间往来,尤其是录取放榜之后,必须上门拜谢,专用的“拜帖”随之产生。而春节表达心意的“门状”,无疑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拜年帖”了。

盛行:为了图省事,“拜年帖”被广泛使用

根据现在能够看到的文字记载,“拜年帖”的盛行在大宋王朝,地点是当时的“国际性大都市”东京汴梁,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

催生“拜年帖”广泛使用的直接原因,除了显示身份、联络感情之外,还因为当时的人们越来越懒,疏于往来走动和面对面交流。当时的汴梁文人云集,官员众多,是上层人物聚集的地方。需要走动拜年的人实在太多,带来几个问题:一是时间不够用,不该拜的拜了,那自然没有问题,但是应该拜的没去拜,那问题就大了;二是见人磕头实在太累,就算只作揖也会胳膊酸疼,不磕头不作揖又不够礼貌。怎么办呢?于是程序进一步简化:用专用的帖子拜年。

宋代人周辉在《清波杂志》中说得很清楚:“宋元祐年间,新年贺节,往往使用佣仆持名刺代往。”这种名刺是用一种梅花笺纸裁成的二寸宽、三寸长的纸片,上面写着受贺人的姓名、居住地址和恭贺新年的吉利文字,以此代为拜年。对于那些平时往来较少的亲戚、关系一般的朋友、应酬不多的同僚或者生意伙伴,写张“拜年帖”派人送去,也就算是过节没有忘记你,如此而已。

北宋年间,开始出现名帖收藏家,并将所藏选刊刻石。如《游宦纪闻》记载的《元祐十六家墨迹》,就是最古老的一部名帖集。其中著名词人秦观的《贺正旦》帖,可能是现存最古老的名人“贺年片”,也就是“拜年帖”。

此外,“拜年帖”的用语也有严格的讲究,尤其表明身份的词语都不能用错。

既然“飞帖”可拜年,那么,由谁来接受“飞帖”呢?人们不可能总是站在门口等待。持“拜年帖”的佣仆因为任务繁多,不可能也不适宜进入别人家门。为此,有些人家就在门前的墙壁上糊上一个红纸袋,上面写有“接福”两个大字,持“拜年帖”的佣仆到此不用敲门,将“飞帖”插入“接福”的红纸袋即可离身。

当然,对于传来的帖子和前来拜年的来客,大户人家要登记造册,做到心中有数,牢记友情。因此,大户人家还专设了“门簿”,进行详细记录。譬如,来客或“飞帖”的主人,辈分或官职,以及详细居住地址,以便回拜回帖,这才真叫“礼尚往来”。

历来十分讲究吉利的古人,在新春大喜之日,更是多了一些讲究,以图接祥纳福。门簿的首页多虚拟“亲到者”四人:一是寿百龄老太爷,住百岁街长寿巷;二是富有余老爷,住元宝街金银库胡同; 三是贵无极大人,住魁星阁大学士牌楼;四是福照临老爷,住五福街幸福巷。

另外,还可以根据自家的实际情况及所盼之事,去虚拟其他人物,譬如这家有体弱多病之人,就虚拟一个健无病老爷,住踢山街托鼎巷,以图吉利讨口彩,端的是“新年接福纳吉祥,虚拟吉人进门堂;只盼来年日子火,福寿全到乐无疆”。

泛滥:“拜年帖”逐渐盛行过度包装

到了明代,投谒拜年成为普遍的交往形式,礼仪的成分多于情感的内容。

明代陆容在《菽园杂记》卷五中云:“京师元旦日,上自朝官,下至庶人,往来交错道路者连日,谓之‘拜年’。”著名文人文征明,在他的一首题为《拜年》的诗中写道:“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敝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情嫌简不嫌虚。”由此可见,“拜年帖”当时已经被大众广为使用了。

与此相应的,就是“拜年帖”的高度形式化、华美化。宋明时期,“拜年帖”的制作越来越复杂,投递的讲究也越来越多。有的在红绫制成的帖子上,撒上赤金为字,有的用整幅织锦做帖子,上面的吉祥用语是预先织成的。

“拜年帖”泛滥的主要标志,是逐渐盛行“过度包装”:给帖子加上底壳,用不同颜色的包装区别不同的帖子。下级送给上级,用青色底壳,门生初见老师,用红绫制底壳等。

清人《燕台月令》形容北京年节:“是月也,片子飞,空车走。”这成为当时的社会时尚和一道亮丽的景观。一个“飞”字,足可以看出街头传递片子的繁忙热闹景象,正是“你来我往急匆匆,代人送帖传友情;莫道街头风刺骨,额头早已汗珠生”。

但在清代,“拜年帖”也已经彻底变味。从文人雅士的酬酢、民间亲友的礼节,变成了官场交易的工具,乃至于皇家色彩的“规定礼数”。帖子上不但署名,还要用印,而且专门发明了一种拜匣,用来盛放“拜年帖”。拜匣的出现,让“拜年帖”跟木头扯上了关系。

拜匣除了礼仪的程式化之外,更多的是官场腐败使然。拜匣用料名贵,工艺精良,雕刻花纹、配饰金银等,内中除了一张帖子,通常还有古玩玉器、珠宝金银,乃至直接的银票。从流传至今的拜匣就可以看出,仅拜匣的红木材料就已经价值连城了。

三十张“拜年帖”让李鸿章惊出冷汗

李鸿章负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时候,有一项职责就是代转海外使臣给皇上的奏折,其中当然包括每年的“拜年帖”。当时给皇上的节日奏折,也叫“请安折”,是最高等级的“拜年帖”。

那个年代没有快递,因此邮件传递得走海路,慢得很。因此,派驻各国的使臣要早早把“拜年帖”寄来,临到过节再由李鸿章转呈上去。

这时大清朝派驻美国的使臣是崔国因,此人不但是李鸿章的安徽老乡,还是李鸿章一手提携上来的,甚至连崔国因出使美国,也是由李鸿章保荐的。

崔国因的外交业务水平没有问题,就是和朝中大臣的人际关系处理得不太好,有时也不太注意细节。临到“封印”(春节放假)的前一天,李鸿章才发现,崔国因寄来的“拜年帖”出了大问题——请安折咨文上的印花盖反了。再一检查,他寄来的三十个文件上的印花都是反的。按照大清公文管理规定,印花倒盖是“大不敬”,严重的话是要被杀头的,说不定还会牵连到李鸿章。

李鸿章不由得惊出一身冷汗:这种“拜年帖”递上去自然不行,不给皇上“拜年”更不行,但时间紧急,崔国因远隔重洋,通知都来不急,更别说改寄了。

幸好李鸿章不但会做官,尤其是“应急处理”水平一流。他马上找到奏事处打通关系,奏事处也很给李大人面子,呈奏折时遮掩住印花,总算把这事忽悠过去了。

但是奏事处最后“索京蚨八千”,也就是说奏事处的办事人员后来向李大人索要了一些钱,代价可谓不小。

李鸿章心有余悸,专门将印反了的印花剪下一张,作为标本,寄给美国的崔国因,叮嘱他,今后还要进拜年帖,千万别再出差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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