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千多年前的冀东大地上，曾经辉煌着一个古老而神秘的诸侯国——孤竹国。孤竹国第九世君墨胎子朝的两个儿子伯夷、叔齐，因礼让为国、叩马谏伐、耻食周粟、饿死首阳而闻名于世，后被儒家始祖孔子尊为圣贤；被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写进《史记》；被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一颂再颂；被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冠以“百世之师”而流传至今。
伯夷、叔齐让国成仁、耻食周粟的高举，绵延出华夏民族的清明之气、仁义之风，成就了中国的礼仪之邦，大国风范；也滋养了卢龙这方水土淳朴厚重的民风民俗。卢龙县城附近，流传着许多以伯夷、叔齐精神为内涵的民间故事，一些有代表性的故事被做成石刻，镶嵌在城门左右的墙壁上，以示宣传教化。
崇礼、守廉、尚德、求仁、重义的夷齐精神，不仅属于一种地域文化的范畴，它的潜在影响是在于它融入了整个中华文化的大体系；它不仅构成了燕赵文化乃至华夏文化的精神内涵，而且对儒家思想的形成起了很重要的启蒙促进作用。伯夷、叔齐被孔子和孟子尊为圣贤，说明夷齐的思想行为对他们的影响之深。孔子主张“仁、义、礼、智、信”，孟子主张“王道仁政”，而伯夷、叔齐是这些主张的先行者、先驱者。伯夷、叔齐同样是反对“以暴易暴”或用武力解决矛盾的先驱者，他们在中国最早提出了“不能以武力夺取天下神器”和坚决反对“以暴易暴”的思想，从而为中国文明史提供了足以光照千秋的一宗重要思想资源。他们同样是中国知识分子为理想而敢于献身的先驱者，在这种精神的照耀下，影响和培育了从屈原到文天祥到李大钊等一大批爱国的仁人志士，为国家理想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成为令后人敬仰的中华民族的脊梁。所以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大力弘扬夷齐精神、传播伯夷、叔齐的故事，对提升人的道德水准、启迪人的价值取向，有其深远的现实意义。
在民间，在渤海之滨，燕山脚下，在伯夷、叔齐生活过的这块古老神奇的土地上，他们的故事以建筑、歌曲和歌谣等多种形式被传承着，他们的后人，用一种虔诚而朴素的行为方式，表达着对两位先祖的敬仰和崇拜之情。
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的传说
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诸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
——［汉］司马迁《史记·伯夷列传》
古陇西首阳山，位于今甘肃渭源县莲峰镇境内，素以奇秀著称，因其位列群山之首，得阳光首照而得名；又因商末周初孤竹国君二子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饿死首阳而闻名于世。至今，首阳山上相互依偎、幽静肃穆的“夷齐古冢”，碑匾楹赞琳琅、夷齐雕像清逸的清圣祠，与伯夷、叔齐三千年以前守节苦饿而死的历史传说在阵阵松涛声中绵延流芳于后世。
奔义让国
伯夷、叔齐“兄弟奔义让国”的历史传说发生在孤竹国。据史载，孤竹国是殷商王朝的一个诸侯国，地处今滦河与青龙河汇合的广大地域。虽然孤竹国远离殷都朝歌，但也受到当时战乱的严重影响。孤竹国君墨胎初面临战乱将至、殷商即亡，自己又年迈体衰的局面，做了立诏传位安排。他有三子，长子伯夷，二子公望，三子叔齐，为保证王室血统的纯正，决定传位于三子叔齐。因殷周之交，中国社会已处于原始宗法的父权社会，立子之法已经确立，嫡庶之分思想也已萌芽，只是未作为一种制度确立下来。因而，继统传子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传幼子”与“传嫡子”的两种观念并存。墨胎初死后，众臣民便要按先王遗诏立叔齐为国君。可仁义的叔齐却不能接受废长立幼。他诚恳地说：“伯兄在先，我怎能立国为君？”伯夷也坚辞不受，说“尊父命应立三弟为君。”就这样，兄弟二人互让不就，众臣左右为难。为改变这种“僵持”境况，伯夷率先偷偷离开了国都。叔齐得知兄长离去后，也固守仁义，逃离孤竹，追随伯夷而去。众臣无奈之下只好拥立二子公望为君。
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齐名智，字公达。“伯夷”并非姓名，伯是在兄弟间的排行，而夷则是他死后，后世为他赐的谥号。同样，“叔齐”中的叔和齐也分别是兄弟排行和谥号。远古尧舜时期就有禅让制，伯夷、叔齐仰慕这种制度且深受这种制度影响并心甘情愿身体力行。正因他二人淡泊权势、名利、地位，“视弃天下，如弃敝屣”，不愿争名于朝，御利于国，受人仰视。
伯夷让国后游走到了北海边上，大致是今天的渤海一带。叔齐随后追随兄长伯夷的足迹也隐逃来到此地。夷齐隐居北海期间的生活状况，有文字记载的史料较少，只有《孟子·公孙丑上》说：“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立于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意思是他二人在北海隐居期间，有大大小小的诸侯、君主前来用好言好语请他们去做官，但他们不愿接受，宁愿过隐居的清贫生活。之所以不愿接受，是出于不屑，因为不是他们心目中理想的君主而不愿侍奉，不是他们内心认可的朋友而不去结交，不应该属于他们的百姓就不去使唤。尽管孟子认为“伯夷隘”，对他有“非议”，却仍称他为“圣之清者”，将他与孔子相提并论。孟子说：“伯夷辟（避）纣，居北海（今渤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其意指伯夷、叔齐在此地静静地等待天下变得清明。他们立身清高，正如孔子所言“天下有道则见（现），无道则隐。”
叩马谏伐
伯夷、叔齐居北海之滨期间，听闻周文王兴起而且养贤纳士，堪为明主。于是商量说：“吾闻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试往观焉。”二人决定投奔西周，一探究竟。
经过千里跋涉，终于到达西岐。可惜此时周文王已死。周武王与姜太公率领大军，载文王灵牌，与盟津会上的八百诸侯一起正在东伐商纣。伯夷、叔齐二人便拦住武王的马头叩谏说“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意思是说：你的父亲死了，不好好安葬让他入土为安，却要兴兵打仗，能说是孝子的行为吗？你作为臣子，现在要去弑杀天下的共主，能说是仁者的行为吗？武王非但不采纳二人之劝谏，反而非常生气，下令手下人杀掉这两个不速之客。这时，武王身边的姜子牙急忙劝阻说：“大王息怒，这兄弟二人虽说出这番话来，但他们是孤竹国君的儿子，也是互让君位的贤义之人，不可杀害，就随他去吧！”武王接受姜子牙劝阻，放了二人。
经牧野之战，周武王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统治中国600年之久的商王朝土崩瓦解，纣王自焚而死。周武王取得天下，建立了周朝，四方诸侯纷纷归顺。伯夷、叔齐则以归顺西周为耻，遂隐居于陇西首阳山。《定西史略》记载，伯夷叔齐二人“越过陇山进入甘肃，溯渭河西进，经今清水、秦安、通渭、陇西、渭源”，庄子言“二子北至于首阳之山”，此处“北至”之地，即为渭源首阳山。
伯夷、叔齐求仁政、寻有道，这是他们共同追求的政治理想。他们反对商纣王的暴政，但拒绝使用暴力推翻商纣王的统治。据《太公六韬》卷六《犬韬》记，当周武王统兵东伐商纣时，伯夷叔齐说：“杀一人而有天下，圣人不为。”表现出对周武王所作所为甚为失望。他们把周武王的灭商战争视为不仁，认为杀戮只能带来更残酷的杀戮，“以暴易暴”是以无道伐无道，是暴力循环，用仁德感化才是根本。
耻食周粟
伯夷、叔齐一番苦心劝阻武王，差点送了性命，就感叹道：“今天下暗，周德衰，其并乎周以涂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洁吾行。”于是离开周地，沿渭河西上，到首阳山隐居起来。据《史记·伯夷列传》载：二人“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意思是指他们为武王的不义所愤，连周朝土地上长出的粮食也不吃，采折薇菜充饥，最终饿死。伯夷叔齐作《采薇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其沮丧和无奈之情可见一斑。
渭源县首阳山一带雨量充足，气候阴湿寒冷，良好的土壤益于“薇”之生长。所谓“薇”，当地人称“蕨菜”，是一种草本植物，俗称“龙头菜”“猫爪子”菜，又誉为“吉祥菜”。据乾隆《甘肃通志》载：“蕨可作蔬，根可祷粉，首阳白蕨最有名。”白蕨菜被当地人称作神仙菜，据说一般人见不到。有俗语说：“首阳山的白蕨菜，早上出来晚上败！”从唐朝开始，人们就喜欢食用蕨菜，古代有诗人赞它“山童新采蕨芽肥”“石暄蕨芽紫”。清代，蕨菜被列为贡品，每年选择“茎色青紫、肥润”的蕨菜，晒后贡奉朝廷。
虽然首阳山薇菜色白味美，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但它毕竟是野菜，很难供给人体所需的营养。对于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山一事，蜀汉史学家谯周在《古史考》中，记有如下传说：“伯夷、叔齐者，殷之末世，孤竹君之二子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野有妇人谓之曰：‘子义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于是饿死。”意思是说一个村妇在山中遇到伯夷、叔齐，村妇对他们说：“二位先生有气节，不吃周朝的粮食，可是你们吃的野菜也是周朝的啊！”二人听了后就再也不吃野菜，遂饿死。有人也质疑道：“有死何以采薇为？天下周之天下，则山也周之山也，薇也周薇也，采薇而食，无乃欲故死而求生乎也！”
伯夷、叔齐隐居首阳山义不食周粟饿死后，其至贤至忠的气节被孔孟推崇，首阳山遂成天下名山。
清风高节
三千年以前，伯夷、叔齐因礼让国、叩马谏伐、耻食周粟、苦饿而死首阳闻名于世。他们反对武王“以暴易暴”，以慢性自杀的方式表达反抗。作为历史人物，其行为具有比较典型意义：他们用牺牲自身的利益体现了对于“礼”“义”的坚守，用生命代价抒写了“忠”的价值观念。在儒家经典中，伯夷、叔齐可谓是著名的节义之士，堪称古代道德楷模。对于伯夷、叔齐其人，前人有过许多评述。
《论语》是有关伯夷、叔齐事迹现存最早的文献资料。《孟子》《管子》《庄子》《列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太公六韬》等都对伯夷、叔齐有所评价。屈原、陆贾、司马迁、刘向、韩愈、王安石、司马光、朱熹、文天祥、元好问、李贽、顾炎武以及近代人曾国藩、谭嗣同等人也均有评说。对他们兄弟二人不改操守于得失，不倾志向于可欲，大多赞美有加。孔子称其为“古之仁、圣、贤人”，赞其有“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清风高节。在他看来，夷齐追求的是个人内在的本真品性，尽管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因此有“求仁得仁，又何怨”之说。姜尚认为其为“义人”，孟子视其为“百世之师”。 司马迁肯定其为“贤人”，冠《史记》列传之首。唐代韩愈作《伯夷颂》溢美有加：“昭乎日月不足为明，萃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元世祖忽必烈曾下诏追封伯夷为昭义清惠公，叔齐为崇让仁惠公。后世朝廷多有祭祀并留下众多赞扬的诗文。
应该说，伯夷、叔齐“特立独行”的守志精神，是他们的高尚之处，也是他们的悲剧所在。千百年来，正是人们对伯夷、叔齐形象及其精神内涵的不断评价与解读，使得伯夷叔齐不仅逐渐成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并且进一步融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伯夷叔齐的故事历经千百年人们的传颂与评论后，逐渐得到升华。他们的个人行为选择最终凝结成了一种精神人格，并积淀在我们的民族精神之中，使中华文化具有了尚谦让、崇清廉、行中庸、轻财富的品质以及崇礼、守廉、尚德、求仁、重义的道德精神。
伯夷、叔齐的言行虽有时代的局限性，但是，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夷齐精神迄今已然成为国人宝贵的思想财富。他们“求仁求廉”与“不食周粟而死”，既体现为精神品格上的追求，也体现为坚持原则的骨气。在财富面前，伯夷叔齐取的态度是廉；在地位面前，他们取的态度是让，而支撑他们的则是“志”和“义”。为了实践这种“志”和“义”，他们不贪财，不恋诸侯，不受周官；同样，为了实践这种“志”和“义”，他们舍生取义，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这种气节和志向，被后世称颂为“孤竹遗风”“夷齐清风”。也正是他们“择善而固执”的精神，使中国历史文化有了传承基因，有了鼓舞后人在困境中坚持下去的力量。
后人为纪念伯夷、叔齐在首阳山修建了清圣祠。该祠最早建于唐太宗贞观年间，后因兵乱而毁。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人们集资重建。院内有正殿五间，殿中、墓前有碑文若干，其中以陕甘总督左宗棠撰写墓碑最为著名：“有商逸民伯夷叔齐之墓”，篆额“百世之师”；两边对联是“满山白薇，味压珍馐鱼肉；两堆黄土，光高日月星辰”，横额“高山仰止”。光绪年间，清军统领范秉诚游首阳山后也留下了“洗兵正喜临渭水，下马先宜拜首阳”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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