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黄河改道史

黄河改道所影响的中国士大夫阶层的焦虑症

在中国漫长的旧中国专制时代，有两件事情是伴随整个封建王朝朝廷和士大夫个人政治命运的永远争议，这就是：关于太子的废立和黄河治理。这两件事，几乎在每个朝代都是士大夫阶层的争论和组团拉帮结伙争论的焦点。

太子决定了未来的皇帝，黄河的治理则决定了漕运和生民的生死。旧中国的士大夫向来梦想治国平天下，黄河一日不能河清海晏，士大夫自然一日不可不虑。

黄仁宇所著的名著《万历十五年》，其实便是源于其在美国时所研究的博士论文《明代的漕运》研究基础上写的社会学散文。

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有关黄河治理的最后一次大讨论余波甚至持续到今天。那就是上游三门峡水库的修建。这场讨论涉及知识分子之多，讨论漫长至今。简单说，两派，一派以黄万里为代表等坚决认为的水库未来会淤积，水库成为废库，同时黄河蓄水将倒灌渭河，使渭河河床提高千年良田受淹。另一派认为水库修建，将科学地一劳永逸解决黄河下游“地上河”泥沙淤积所造成泛滥、改道问题。

我国地理学家、气候学家，中国第一个地学系创始人竺可桢先生早在1955年为《学习时报》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曾指出，“黄河年输沙量年平均十三亿八千万公吨，如果建造大型水库，15到20年后就会被泥沙淤满，失去水力枢纽控制防洪、发电、灌溉、运输的一切功效。”他委婉指出，“……因此，目前除了建设水库可以暂时拦蓄泥沙外，在根本上就要大力采取水土保持措施。……这是治理黄河的关键。”（《竺可桢科普创作选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版）

然后，在整个社会充满了一劳永逸把黄河治好的美好愿景下，1957至1960年，三门峡水库开建。

关于黄河治理的讨论，其实技术层面已经破解，那就是贾鲁、潘季驯等人的疏导和堤坝共举。其实新中国建立之后，之所以解决了黄河泛滥问题，其实是用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彻底解决了封建王朝治理黄河时财力捉襟见肘，挖西墙补东墙的修修补补的问题。

再一点就是，彻底认识到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对于黄河中下游泛滥和改道的影响。虽然现在黄河中上游黄土高原的退耕还林、退耕还草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但毕竟整个社会已经认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

竺可桢先生曾经在文章中（1963年11月中国地理学会学术年会上所宣读论文）赞赏并引用中国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的一个观点：统计显示，“自秦到西汉末年，253年黄河大决口凡62次，自王莽至隋朝初期580年只两次。自隋初至元末779年凡448次，自明初至1936年568年凡461次。”因此，谭先生认为，自王莽至隋唐，黄河所以安澜，是因为那时候黄土高原隶属于兄弟游牧民族管辖，把已开垦土地恢复为草原之故。

竺可桢先生在文章中对这一观点表示了认同。并指出，（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利用山地必须牧业森林为主，如大面积开垦必定造成严重水土流失。（《竺可桢科普创作选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版）

竺可桢先生不仅是教育家，还是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开创者、奠基人。今天被广为传播并奉为圭臬，甚至都有点口水化了的中国人口经济学分界线——胡焕庸线（瑷珲至腾冲）的提出者胡焕庸先生便是竺可桢先生当年在南京高师的弟子。

他的另一位学生张其昀后来跟国民党阵营去了台湾，做至国民党中宣部长、教育部部长，也终成台湾地区历史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研究一代大家。

竺可桢先生一系是从地理学开始研究历史、地理交叉学科，谭其骧、顾颉刚等先生则从另一个角度，历史学一系研究历史、地理交叉学科，两者在治黄问题上终于相遇。这不能不说是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的一桩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