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水陶的艺术特色与文化内涵

四、建水陶的文化内涵

法国著名艺术史家丹纳（Hippolyte Adoiphe Taine,1828—1893）在其重要著作《艺术哲学》开篇即指出“认定一件艺术品不是孤立的，在于找出艺术品所从属的，并能解释艺术品的总体”⑦。任何艺术形式的产生，都是社会经济基础、生活形态、社会意识和文化观念的反映。艺术作品是艺术的真实存在，是艺术价值的真正载体，又是一个独立的整体，它包含着丰富的内容，集中地体现了人类的审美经验、审美意识和审美创造。⑧建水特有的自然、文化生态环境是建水陶艺术特色产生和形成的基础。反之，建水陶的艺术特征也反映出建水文人文化、民间文化、乡土文化等多种文化形态相互交融和生发的多元文化形态。

1、 文人文化与建水陶

建水陶自明末清初形成完整的工艺体系和艺术语言以来，便有大批地方文人的介入。这种介入，不仅仅是争相拥有和把玩，而是直接参与到器物设计和制作的工作中，这一点如同历史上陆子刚制玉；朱三松、李流芳刻竹；陈曼生、梅调鼎制宜兴壶；方于鲁、程君房制墨；西泠八家制印等，都是文人雅士参与工艺制作的最佳例证。文人们不仅研究各种器物的制作技术，更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并将自我的人生观念与文化取向植入器物之中，使其获得更加丰实的文化内涵。究其根本，无论是奇石印章还是竹刻陶瓷，都具有坚固耐久，适合把玩的物质性特征，比之诵读之性的诗文，可见可玩；比之纸绢之质的书画，坚固耐久，便于收藏，也更能承载文人们的精神理想和艺术情操。明代末期至民国年间，金石之学大兴，崇古之风尤盛，无论达官显贵还是各地文人都沉溺于寻碑访古，把弄器物。所谓“人无一癖，不可与交”，如果一个文人是器物的癖好者，他将更容易与上层文人建立联系并进入他理想中的文化阶层。在“尚物”这个文化观念的深刻影响下，众多地方工艺也成为文人们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大大地促进了传统工艺由一般性制作向艺术造物观念转变的进程，也逐渐形成了民间工艺以文人艺术价值标准为判断的评价体系。

再者，通过刻填技术，在不打破建水陶原有工艺体系的基础上，就能够便利而有效地将传统书画艺术转嫁为建水陶器物的表面装饰。⑨建水陶可绘制和需刻填的工艺特点，使其成为集诗文、书法、绘画、镌刻、雕塑等艺术形式于一体的造物艺术，它的出现自然会引起文化阶层的关注和介入。正是由于大量精通诗词书画之道的文人参与，建水陶艺术才真正由原来以满足实用为主的器物制作，上升为主动追求艺术精神和文化内涵的更高境界。据史料记载及现今留存的建水陶实物来看，清代以来，建水知名文人如：王克敏、沈河清、王垂书、刘光烈、王定一、王式稷、王宪斌、李月桥、萧茂元、高怀清、邱梦崧等都曾参直接与到建水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之中，并有大量作品存世。这些人中，有的是进士举人，有的以诗文著称，有的以书画名世，都为建水陶艺术风格的形成，乃至工艺技法的变革做出过重要贡献。直到如今，是否为书画名家、文人学者绘制陶坯，仍然是建水陶作品的价值高低的决定性因素，虽然这个观点有失偏颇，但从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文人文化对建水陶艺术的深刻影响，以及大众以文人文化含有量作为建水陶价值判断标准的认同。

2、 民间文化与建水陶

建水陶产生于民间，在劳动中创造。虽然它的发展和传播受到文人文化的极大影响，但建水陶本质上依然是“过着百姓生活的人所生产的商品，……在面对大地的劳动生活中，总会有正直的、健康的东西”⑩。每个民族和地区都有着不同的生活习俗，它表现在民间信仰、宗教文化、日常起居、岁令时节、习惯礼仪等诸多方面，并且以语言、行为、文学或艺术的方式来表现，这些表现方式常常相互渗透、融合，形成多元、复杂的民间文化现象。建水陶艺术从其产生伊始就与劳动者的生活发生着直接联系，它的创造和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例如在建水陶造物史上器形最具代表性的烟斗和气锅，都是建水民间百姓最常用的生活器具。

民间造物艺术不仅根植于实用，更是一种生活和情感的表述方式，是造物者和造物之间，器物与使用者之间心灵沟通的桥梁。民间造物者往往利用造物本身作为情感抒发的媒介，因此，也就决定了民间造物艺术的朴素和纯真。人生理念、道德标准的宣扬，行为方式、价值判断的教化是民间文化的重要社会功能。在建水陶绘制艺术的题材上，书法大多题写名人诗词、经典摘句、治家格言和处事准则，绘画常以梅兰竹菊、山水雅士、历史典故、戏曲人物为题材。建水陶作为可长久保存的器物，在民间常常作为相互馈赠的礼物，不仅表述着赠送者的人生理想也展现了对受赠者的美好期望。不论建水陶的装饰内容还是赠送者、受赠者的姓名款识，都是民间文化传统的体现，也直接地反映了建水陶在民众生活中的文化特征、道德判断、审美习俗和日常教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