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唐朝“以胖为美”审美观念的感性认识与现实

唐代盛行“以（肥）胖为美”来审视人物、特别是女性的说法，流传颇广。该说主要来源于人们欣赏唐代宫廷绘画和仕女图后的感性认识。从笔者所检索的文献看，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等时人论述，并无“以胖为美”或类似观点，相反在唐代文献中保留着不少以细瘦为美的资料，且以安史之乱为界，唐人审美习俗是发展变化的。

安史之乱前，胡人和北方汉族人比较流行以壮硕、高大为美的习俗，这应该也是当时审美的主流观念。从先秦开始，我国南北方就有诸多习俗观念不同，近代国学大师刘师培先生的《南北学派不同论》对此有精彩阐述：“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王国维先生也说：“南方人性冷而遁世，北方人性热而入世，南方人善幻想，北方人重实行。”这些观点也适合分析唐安史之乱前生活在北方主要民族的审美习俗。《诗经·卫风》最早描写贵族美女庄姜：“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该诗标题是《硕人》，首段写道“硕人其颀”，颀指高长；“领如蝤蛴”，指脖颈如蝤蛴，又白又长，可见庄姜是身材壮硕的高大美女。正如童书业先生在《春秋左传研究》所说：“至当时"美"之标准则似以健康为主。”以壮硕、健康为美的审美观在北方汉族、特别是以游牧为主的胡人中，一直是主流。我们仔细观察唐朝著名画家阎立本的《步辇图》可以发现，画中的宫女、仕女多为北方女子，北方女性多方脸或宽脸，故脸部有些宽的感觉；但脖颈较长、身材高，总体上不是肥胖而是壮硕、高大。

初盛唐时，由于李唐王室一直以“关中本位”政策为其立国方针，提倡胡人风俗。“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胡风胡俗盛行一时：“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竞衣胡服，故有范阳羯胡之乱。”（《旧唐书》卷45）李白、岑参、李欣写了不少赞赏胡人、胡姬的诗。《全唐诗》中“胡姬”出现21次，“胡旋”出现16次，多在安史之乱前。众所周知，玄宗宠妃杨贵妃长于胡旋舞。李白任翰林期间写《清平调词》三首，其二专写贵妃之美：“……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诗中将杨玉环与牡丹、赵飞燕作比，或许也说明杨贵妃并非真的很肥胖，而是比较壮硕，符合当时李唐王室提倡的以壮硕为美的胡风审美观。

安史之乱爆发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使唐人对胡人、胡风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安史之乱历经8年之久，李唐王朝为尽快平定安史之乱，不得不借用回纥、吐蕃等胡人的力量。但他们居功放纵，“及收东京，回纥遂入府库收财帛，于市井村坊剽掠三日而止”（《新唐书》卷195）。《资治通鉴》卷111也记载回纥当时“肆行杀略，死者万计”，而吐蕃更是趁机夺取河西、陇右之地，控制了西域。动乱后，以胡人为主的安、史降将旧部长期割据河朔地区，专横跋扈。动乱之后的李唐王室饱受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的打击，逐渐衰落的关陇集团，不再倡导胡风，动荡的社会现实也使人们的观念逐渐发生变化。李白、岑参等盛唐文人对胡风曾经比较欣赏，而到了中晚唐，文人对胡风则主要持批判态度。《新唐书》卷24记载“开元中……士女衣胡服，其后安禄山反，当时以为服妖之应。”新乐府运动领导者元稹在《胡旋女》中痛批胡旋舞等胡风:“天宝欲末胡欲乱，胡人献女能胡旋。旋得明王不觉迷……佞臣闻此心计回，荧惑君心君眼眩……有国有家当共谴”；白居易亦有唱和诗《胡旋女》，批判主旨相同。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中指出：“古文运动一事，实由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之局所引起。安史为西胡杂种，藩镇又是胡族或胡化之汉人，故当时特出之文士自觉或不自觉，其意识中无不具有远则周之四夷交侵，近则晋之五胡乱华之印象，"尊王攘夷"所以为古文运动中心之思想也。在退之稍先之古文家，如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等，与退之同辈之古文家如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等，同有此种潜意识”。由此可见，很多文人已把胡人风俗当作动乱原因之一，在审美习俗方面要求恢复华夏正统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