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姓为中华姓氏之一，它的历史已有三千多年。在《百家姓》中排第7位。中国的姓氏，不少来自最初封国的国名，郑姓也是如此。
华夏江南有一个饮誉中外的郑氏大家族，她历经宋、元、明三朝，同居共食达三百六十余年，鼎盛时三千多人同吃一“锅”饭，她就是多次受朝廷旌表，明太祖朱元璋亲赐的“江南第一家”。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个以“孝义”名冠天下的家族却发生了先祖两起“弃孝从亡”客居他乡的事件，直到2002年3月和2010年3月，失踪了六七百年后，流失到韩国瑞山和福建宁德的郑氏后裔相继来到“江南第一家”认祖归宗续接延脉。为什么这个“一门尚义，九世同居”的家族会发生先祖两起逃亡外地客居他乡以致造成血脉中断骨肉离散的事件呢？他们与当时的朝廷和皇帝的命运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他们的最终结局是悲抑或是喜？今天我们将如何来看待当年所发生的“弃孝从亡”事件呢？
“江南第一家”已经融入了爱民忠国，崇义重德，清廉自律，为贤是举，遵规守法，谦和民主，敬祖尊老等诸多文化元素，蓄积了厚重的历史遗存与丰富的文化底蕴。“义门郑氏”忠孝仁义传家，以“孝义”名冠天下，明太祖亲书“孝义家”又称“郑义门”。郑义门“九世同居”的基点就是一个“孝”字，先孝后有义，无孝谈何义。古语有云：“百善孝为先”，中国传统文化就提倡“以孝治天下”，称“孝为德之本”，并有“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之说。
郑氏义门有许多感人的行孝事迹相传，其中“孝感泉”就是他们孝感天地的历史见证，位于白麟溪南岸一口方井上的“孝感泉”是当年首创合族同居始祖郑绮的遗迹。据宋史孝友传记载，郑绮在当地是位有名的孝子，母亲患“风挛”，瘫痪在床30余年，他“抱持以就便溲30余载”未有半句烦言。一年大旱，溪水干涸，病母却想喝溪水，郑绮在溪边“挖数仞不得泉”，急得他号啕大哭了三天三夜，感动上苍，从地下突然涌出甘泉，人皆以为孝感所至，故名 “孝感泉”。后人在泉上立碑建亭，以资纪念。
然而郑氏义门的孝义家风更体现在“义”字上，这种“义”不仅仅表现为对亲情、对家族之“义”，而是体现了对民族、对国家之“义”，这就是“正义”之“义”。特别是当国家命运和民族矛盾到了危难的关键时刻，这种家族之“义”就升华为民族之“义”。所以郑氏义门之“义”更是表现了一种不离不弃、忠贞不渝和匡扶正义、大义凛然的气节和品质。
“江南第一家”的两起认祖归宗事件正是集中体现了这样一个“义”字，自古义孝不能两全，而以孝为儒家文化核心的“江南第一家”在义孝不能两全的难题面前，毅然选择了“义”字。因为“江南第一家”两起认祖归宗事件始终与一个朝代的更迭和一位皇帝的命运紧密相连，而孝子之门出忠臣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第一起事件是在南宋末年，北方蒙古族于1271年结束了内部争夺皇位的自相残杀局面，建立了元朝，接着把侵略矛头直指南宋。1276年元军攻占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俘5岁的南宋皇帝恭宗。南宋朝廷长期为投降派所把持，文武官员纷纷出逃或投降。南宋亡臣陆秀夫、文天祥和张世杰等人连续拥立了两个幼小的皇帝，成立小朝廷，逃亡至南海一带。元军对小皇帝穷追不舍。后文天祥在海丰兵败被俘，张世杰战船沉没，1279年3月19日随着崖山海战失败及陆秀夫背着刚满八岁的小皇帝跳海身亡，宣告南宋彻底灭亡。
从特定的历史眼光来看，南宋虽然势弱偏安，但是南宋小朝廷毕竟传承了中国封建社会传统文化的正统王朝，而元朝属于外族侵略者。据记载，当年蒙古兵所过之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农田荒废，百业凋敝，这是一场空前残暴野蛮的侵略战争。在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难之际，主战派代表文天祥忠于南宋朝廷，受俘期间，元世祖以高官厚禄劝降，但他宁死不屈，从容赴义，堪称民族英雄。他的《过零丁洋》作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已成为千古绝唱，是中华民族精神象征。
作为外族侵略者的元朝统治者，虽为蒙古贵族，不通汉族文化。但他们在长期的征战中，认识到汉文化对于夺取和巩固政权的重要作用。认识到家乃固国之本，于是“江南第一家”的治家经验，以其家庭政治、家庭伦理建设和封建社会长期形成的宗法制度和思想体系，一开始就受到元朝统治者的重视，并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郑氏家族到了第五世祖郑冲应时，正是宋元交替之际，社会动乱使统治者千方百计寻找治理国家的良方。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元朝丞相脱脱逼迫曾在南宋朝廷任刑部员外郎一职的义门郑氏第六世祖郑臣保归降元朝任官，遭郑臣保断然拒绝。他大义凛然地说：“古人云：一女不嫁二夫，一臣不侍二君，我怎么能当你们元朝的官员呢？”宁可弃孝从义，忠于南宋朝廷，为避免他们再来纠缠报复，郑臣保当即携带家眷从杭州湾划小船远走他乡。在海上经过长时间的漂泊后，郑臣保来到了高丽瑞山的看月岛，并在那里定居下来。在看月岛上，郑臣保夫妇过着清苦的生活。他们先后生了3个小孩，其中一个名叫郑仁卿的儿子后来当上了高丽国的丞相。
据统计，由浦江迁徙去的郑氏后代在韩国世代繁衍生息，至今已有5万余人。直到2002年，韩国瑞山郑氏和浦江郑氏在河南荥阳参加一次寻根问祖的宗亲活动中，发现双方的郑氏族谱中竟然有一位太公同叫郑冲应，经史料查证才确定韩国瑞山郑氏与浦江“江南第一家”属同宗同系，双方在郑氏宗祠隆重签订了《归源金禧书》。正因为当初郑臣保的忠臣之“义”，于是就有了760多年后韩国郑氏来浦江郑宅认祖归宗的事件发生。
第二起事件是在洪武帝朱元璋驾崩后，大明建文帝朱允炆登基仅四年，其叔父北方燕王朱棣起兵造反，燕王兵力强大，建文帝御敌屡败，朝廷文武百官多见风使舵，开城门纷纷投降燕王。当时南京朝廷武将紧缺，建文皇帝赐封文官郑义门八世祖郑洽为留守卫都尉指挥史。郑洽、廖平等率领南京军民抵抗篡权夺位叛逆朱棣多次进攻，但因寡不敌众而失守。1402年6月13日，经过四年的靖难之役，燕王朱棣终于攻破南京，建文帝只好下令纵火焚宫。
建文帝当政期间，一改朱元璋严酷的统治风格，采取宽柔的统治方式，予民以休整，深得民心。建文帝是一个爱民如子，以仁德治天下的明君。时人谈论，均言“四载宽政解严霜”。建文朝四年的新政成功，获得了民众和臣子的支持。
对于太祖朱元璋的生性“雄猜好杀”，建文帝对局势有着深刻的认识，因此继位伊始，就着手改革，改变了太祖朱元璋的一些弊政，史称“建文新政”。建文帝有意结束其祖父尚武的政风，大力加强文官在国家政事中的作用，提高文官的地位，将权力适当下放，不再将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手中，所以得到了朝臣的支持。初登大宝之时，他自己确定新年号为“建文”，与乃祖父“洪武”刚好形成鲜明的对照。他还立即将六部尚书升为正一品，大开科举考试，并下诏要求荐举优通文学之士，授之官职。建文帝身边几个被委以重任的大臣也是饱读诗书的才子。如兵部尚书齐泰和太常寺卿兼翰林学士黄子澄都是洪武年间金榜题名的状元。翰林侍讲方孝孺是建文帝身边的主要谋士，幼时就以聪敏机警着称，后师从当代名儒宋濂，诗文为时人所推崇。而以郑洽为代表的江南第一家众多学子也自然受到了建文帝的重用。正是因为建文帝所依赖的大臣多为这样的文人，所以人们又称新朝廷为“秀才朝廷”。这种情况下，文人获得了比以前更高的政治地位，因此他们胆量也大了，对朝政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对建文帝忠心耿耿，这也是后来大批文臣甘愿为建文帝殉难的原因。
朱棣在登基的过程中受到了众多建文朝臣子的殊死抵抗。历史上有名的“士中硬汉”大学士方孝儒宁死不愿为篡位得逞的永乐帝朱棣写诏书的典故就发生在那个年代。方孝儒是郑义门的良师益友，他誓死不愿写永乐帝登基的诏书，朱棣就割了他的舌头，血喷如注。他用自己喷出的血写了一个篡位的“篡”字。朱棣一怒之下，就灭了他的十族，包括师生、好友这一族共873人，这是历史上一起骇人听闻、空前绝后的株连冤杀事件。还有众多建文朝臣子同样都因为不愿臣服于朱棣而被残忍地杀害。所以在建文帝被夺位以后，仍有众多忠义之士至死不渝，为建文帝殉死。
郑洽就是众多忠义之士中的杰出代表之一。有史实记载，“靖难之变”时跟随建文帝的共有22人，其中有一个翰林待诏叫郑洽的就是浦江郑义门人。当时情况非常危急，众臣提议：“忠臣出于孝义之家，浦江郑氏义门孝义家可居。”郑洽就对皇帝说：“臣蒙高皇隆恩无以为报，今正其时也。”建文帝说好，大家就约定左右紧随3个人，以师徒相称，其余的都化装改名逃出京城，乘船一路南下，往浦江而来，曾隐匿于郑宅一口相通的枯井内幸免于难。
为什么在危难之际众臣会提议“浦江郑氏义门孝义家可居”？而郑洽又为何对建文帝如此感恩戴德呢？原来“江南第一家”后裔与大明皇家正统嫡系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早在明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郑氏义门的孝义就闻名天下。为了表彰义门代代相传的孝义家风，朱元璋亲赐“江南第一家”予以旌表，号召全国人民学习。朱元璋万万没想到，自己百年后，后代竟会在他亲赐的“江南第一家”里躲过一劫。
据史料记载，浦江郑氏家族是一个有着300来年历史的江南望族。郑氏曾15世同居共食，故有“郑义门”之称。明洪武初年，郑氏家族的家长郑濂在大明帝国的京师南京供职。不久，灾难降临了。“胡惟庸谋反案”牵涉到郑濂，此罪在好杀成性的朱元璋面前，人人避之唯恐不及。但是郑氏兄弟与众不同，当官差上门捕人时，郑濂6兄弟争先恐后承当“罪名”。消息传到朱元璋那里，朱元璋感慨“像郑氏这样的家族里怎会出乱臣贼子？”于是下令，宽宥了郑氏兄弟，并将这次“争罪”中最舍身忘义的郑氏小弟郑湜请来担任左参议。据说，洪武十八年朱元璋为了表彰郑氏家族的“忠孝仁义”，还特地赠予“江南第一家”之匾，该匾后来就一直被挂在郑氏宗祠里。
对于郑氏家族的忠义，朱元璋在培养自己皇储的时候，他就从“郑义门”中挑选东宫属官。这期间，郑濂的弟弟郑济、郑沂纷纷被提拨重用。既然郑济出任过朱允炆的东宫属官，那么由此可以说建文帝朱允炆跟浙江浦江的郑氏家族之间确实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其实，本来已是明皇朝接班人的太子朱标也与郑家有一定的关系。原因是朱标的老师宋濂早先居住在金华潜溪，因仰慕郑氏家族“九世同居”的“孝义家风”而迁徙到距“郑氏宗祠”约一公里的青萝山麓，直到1360年被朱元璋请到南京出仕为止。正因如此，朱标儿子朱允炆上台后没多久，就表现出对郑氏的亲近，他曾大力旌表郑氏家族，当时的郑氏家长郑渶还专门到南京去朝谢建文帝。建文帝亲笔御书“孝义家”并赐予郑氏，后被郑氏家族收藏。
建文帝是明朝的第二个皇帝，“靖难之变”后，他被迫退位出逃。他的下落600多年来一直是个谜，至今仍是历史上十大谜案之一。而江南第一家的不少史迹表明，建文帝就是在这里避难的。
郑义门的家长就把建文帝藏在万松岭和古树蔽天的东明山西麓这个地方。江南第一家至今留有反映建文帝在这里避难史实的古迹，分别有：帮助建文帝羁难脱身的枯井“建文井”，以及供建文帝藏身的小阁楼“老佛社”等。郑氏子孙们结婚用的礼堂昌三公祠的18块门板上，中间花板雕刻的就是建文帝从继承皇位到退位出逃江南第一家的完整故事，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独具一格一步一颠的郑氏龙灯，相传建文帝避难来郑宅街上观灯解闷，被迎龙灯的村民认出，马上半跪行礼，龙头也随人下颠，行路时不断行磕头礼。此后，这种其意在向建文帝行礼的跷脚灯头即行礼灯头，至今尚在延续。
在义孝不能两全的难题面前，郑洽忠君而不顾家族安危，随帝出奔，毅然选择了“义”字，继续护卫建文帝逃亡到南方，浪迹天涯，后其母亲妻儿都四处讨饭逃难，连爱子郑安治也在战场阵亡。郑洽终身追随建文帝，矢志不移，最终在福建宁德郑岐村隐姓埋名，直到现在被大量史料证实发现这段隐情。
郑洽冒着杀头灭族的危险，收容一位被逼下野的皇帝，“江南第一家”整个郑氏家族需要多大的勇气与赤诚，而这正是“舍身取义”这一中华民族精神的真实写照！也正是忠臣郑洽表现如此可歌可泣的铁胆忠义之举，才引出了一段600多年后的今天，福建宁德郑岐村郑洽后裔前来浦江“江南第一家”认祖归宗重续延脉的一段传奇佳话。
以往“江南第一家”祭祖时都是鸣钟二十五下半，为何还要鸣钟半下？原来郑洽忠君而不顾家族安危，隐姓埋名，随帝出奔，郑氏家庭以恐干系，在家谱中暂时削去郑洽之名。后裔在祭祖时本应先鸣钟二十六下，然因讳郑洽之名，只得鸣二十五下，但子孙不甘隐其名，在二十五之后，复鸣半下，以示郑洽随帝出奔之意，这一习俗至今已越六百多个春秋。
2010年3月22日，“江南第一家”在隆重的认祖归宗仪式上第一次敲响了二十六下完整的钟声，郑义门第八世祖26位兄弟子孙第一次齐聚，“失踪”六百多年的郑义门第八世孙——建文帝从亡大臣郑洽终于归宗了，郑氏义门裔孙在宗祠内欢聚一堂，以告慰郑洽忠魂。
虽说“江南第一家”两起认祖归宗事件的当初都是在义孝不能以两全的难题下，郑氏祖先只能暂时忍痛割爱弃孝从义、以孝致忠造成血脉中断这样一种带有一定时代悲剧色彩的结局。然而，时隔六七百年后，韩国与福建的两支郑氏后裔队伍相继认祖归宗，重续宗脉，不正是说明“江南第一家”在经历弃孝从义百年磨难后，最终还是实现了孝义相传、义孝两全皆大欢喜这样一种富有喜剧色彩结局的目标，圆满解答了一道千古以来令人费解的难题，从而演绎了一场义薄云天和孝感天地的传奇历史剧。
“江南第一家”的认祖归宗事件诠释了一个具有时代特征和民族精神的大“义”字。今天我们将赋予“义”字为新的内涵，“义”就是要我们具有一种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德心，面对责任不言代价回报的奉献精神，在民族危难之际表现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崇高精神境界。“多难兴邦，玉汝于成”。面对外敌入侵的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是如此，面对自然灾难的国家民族危难之际也是如此。近年来在中华民族遭受百年不遇、南北为患的滔滔洪水，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肆虐，天崩地裂的汶川、玉树大地震等大灾大难的危难之际，全国军民义无反顾，充分表现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团结互助、和衷共济，迎难而上、敢于胜利的民族精神，谱写了一曲奉献大“义”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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