糕诗酒帽茱萸席
旧日重阳日。叹满城、阑风去雨,寂寥萧瑟。造物翻腾新机杼,不踏诗人陈迹。都扫荡、一天云物。挟客凭高西风外,暮鸢飞、不尽秋空碧。真意思,浩无极。
糕诗酒帽茱萸席。算今朝、无谁不饮,有谁真得。子美不生渊明老,千载寥寥佳客。无限事、欲忘还忆。金气高明弓力劲,正不堪、回首南山北。谁弋雁,问消息。
——魏了翁《贺新郎·九日席上呈诸友》
在宋代历史上,魏了翁或许是一个被忽略的存在,并不为世人熟知,其人在清朝雍正年间配享孔庙,一直被视为“理学名臣”。然其一生事业,岂是区区四字所能概括?权臣韩侂胄仓促北伐,众人噤声,魏了翁人微言轻,却敢当廷反对。30年后,蒙古铁骑侵犯南宋边境,宋理宗遍视群臣后,派遣魏了翁督视江淮京湖军马,御笔写下一首唐诗赐给他:“昨夜秋风入汉关,朔云边月满西山。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魏了翁果然不负众望,是南宋末年少数有实力力挽狂澜的能臣。
这首《贺新郎》是他晚年一个重阳节所作,上阕里的“真意思,浩无极”是其理学气息的一面,下阕里的“金气高明弓力劲,正不堪、回首南山北”则是他忧国济世的一面。而词中“糕诗酒帽茱萸席”则流露了宋朝重阳节的又一个风俗——“重阳糕”。
重阳糕最迟在南北朝时期便是重阳必食之物了。南北朝《荆楚岁时记》曰:“九月九日,四民井籍野饮宴。九月九日宴会,未知起于何代。佩茱萸,食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其中“食饵”即指吃重阳糕,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对“饵”的解释是“粉饼”,扬雄《方言》则称:“饵,或谓之糕。”汉魏六朝时期,糕是用米粉制作,饼则是用麦粉。可见“食饵”应是起源于南方。重阳“食饵”又被称为“蓬饵”,糕点里面添加了蓬草。《西京杂记》中言“食蓬饵以祓妖邪”,看来汉魏百姓认为重阳节吃重阳糕,可以祛除“妖邪”之物。
宋人喜食各类面食糕点,不论南北,皆是如此。南宋《梦粱录》记录临安城饮食的章节专门提到:“最是大街一两处面食店及市西坊西食面点,通宵买卖,交晓不绝。”临安城里卖糕点的小店小摊,生意极好,通宵营业,可见市民对面食糕点的情有独钟了。
宋人更是让“重阳糕”的饮食文化细腻生动起来,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了重阳糕的做法:“(重阳)前一二日,各以粉面蒸糕遗送,上插剪彩小旗,掺饤果实,如石榴子、栗子黄、银杏、松子肉之类。又以粉作狮子蛮王之状,置于糕上,谓之狮蛮。”从中可以看到,重阳糕就是一种“粉面蒸糕”,但是上面装饰了彩色小旗,还掺杂了石榴籽、栗子、银杏等,还用面粉捏出狮子等吓人的形状——这估计是“食蓬饵以祓妖邪”的古风吧。此书甚至记载:“重九日天欲明时,以片糕搭小儿头上乳保祝祷云,百事皆高。”虽然荒诞不经,但也保留了宋代重阳民俗的有趣细节。
宋人《邵氏闻见后录》有一则“不敢题糕”很有意思,“刘梦得作《九日诗》,欲用糕字,以五经中无之,辍不复为”。刘梦得即是唐朝“诗豪”刘禹锡,他在重阳节写诗,本想写写重阳糕,但疑惑于儒家经典里面没有“糕”字,怕有违用典之诗法,于是那首诗也没写成,被时人嘲笑“刘郎不敢题糕字,虚负诗中一世豪”。
或因如此,唐宋诗里面提及重阳糕的少之又少,而宋词则不然,毕竟是“小道也”,大可多多涉猎人间烟火,不必像写诗那么正襟危坐。所以,即便是“理学名臣”魏了翁,照样也在自己填的小词里提到重阳糕,且置之首座——“糕诗酒帽茱萸席”。
未曾想,宋亡之后,这块普普通通的重阳糕,竟成为宋朝遗民追忆天水一朝的故国风物。元初丘葵在一个重阳日写下“浮蚁共伴今日醉,食糕空忆太平时”(《九日》)。
“糕诗酒帽茱萸席”,最后聊聊茱萸吧。
对于当代中国人而言,茱萸是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植物,要说熟悉,“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虽儿童亦能熟诵;要说陌生,估计能识得茱萸形貌的人不多吧。至于茱萸的别称越椒、艾子,更是让人不知其为何物了。
古代重阳节除了头簪菊花的习惯,另有头戴茱萸的风俗,目的是为“辟邪”。晋人周处《风土记》载:“九月九曰谓为上九,俗尚茱萸到此日气烈,熟色赤,可折其房以插头,云辟除恶气而御初寒。”
至于重阳佩戴茱萸“辟邪”的来历,南朝吴均《续齐谐记》言之凿凿:“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谓曰:‘九月九曰,汝家中当有灾。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除。’景如言,齐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盖始于此。”当然了,正如此书书名,这不过是一个小故事。
这种源于远古的节日风俗,已经很难考证其起源了,私以为佩戴茱萸或许也是楚风,古代楚国称茱萸为“榝”,屈原《离骚》有云:“椒专佞以慢幍兮,榝又欲充夫佩帷。”可见,此物本属恶草(从名字里面的杀气重重便可得知),君子不应佩戴。后来或是“以毒攻毒”的老法子,茱萸摇身一变成为民间“辟邪”之物。一直到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依然声称“(茱萸)悬其子于屋,辟鬼魅”。
唐人或许还有重阳佩戴茱萸的习惯,到了宋朝,则更多是以之入酒。南宋《梦粱录》载:“(重阳)世人以菊花、茱萸浮于酒饮之,盖茱萸名辟邪翁,菊花为延寿客,故假此两物服之,以消重阳之厄。”宋人真是风雅有趣,叫菊花“延寿客”,给茱萸则起了“辟邪翁”的绰号。
或许是宋人更看重及时行乐,因而忽略了茱萸传说中的辟邪功能,以之入酒,虚应故事,更多则是把它与菊花一起观赏。苏东坡的“此会应须烂醉,仍把紫菊茱萸,细看重嗅”(《醉蓬莱·重九上君猷》),所写正是此情此景。当然了,这句宋词也是化用唐诗,杜甫那句“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九日蓝田崔氏庄》),实在是过于经典,东坡前面加了半句“此会应须烂醉”,方有几分宋人坦白不羁的味道,在后面又提笔写下“来岁今朝,为我西顾,酹羽觞江口”,明年的重阳节,不能与诸君重聚痛饮了,记得在江口为我倒上一杯酒啊!使后人读之,顿觉豪迈。这就是东坡胜过唐人之处吧。宋词里的重阳节,也因此在欢聚的深情之中,平添了几分豁达与从容。
“耆老者六七人,相与会于城中之名园古寺,且为之约:果实不过五物,殽膳不过五品,酒则无算。以为俭则易供,简则易继也。命之曰‘真率会’。”(吕希哲《吕氏杂记》)每当读到这样的史料,我都会感慨宋朝的市井如此简单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