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明清时期的瓷制酒具

明代以后景德镇成为最主要、规模最大的窑厂，延续明清两代五六百年而不衰。“昼间白烟掩空，夜间红焰烧天”即是描绘景德镇盛况。明初酒具种类之多，令人目不暇接。《明本大字应用碎金》下卷记载，明初酒器有23种：“尊、榼、欙、罍子、果合、泛供、劝杯、劝盏、劝盘、台盏、散盏、注子、偏提、盂、杓、酒经、急须、酒罂、马盂、屈卮、觥、觞、太白。”其中瓷质酒具有酒经、注子、劝盏、劝盘、台盏等。明初设有酒醋曲局，并有隶属官府的酒户、造曲户，宫廷内有专门的酒坊向皇宫供应酒品。《明史·礼十》“乡饮酒礼”条载，洪武十六年“诏班‘乡饮酒礼图式’于天下”。随着酿酒工艺提高，商品经济活跃，酒的生产消费超过前朝。官府对酒类生产“既不榷缗，亦无禁令，民间遂以酒为日用之需，比于饔飨之不可缺，若水之流，滔滔皆是，而厚生之德之论，莫有起而持之者矣”。酿酒作坊和烧锅遍布城乡，主要的酒类有蒸馏酒和果酒、花草酒、动物酒等发酵酒。

明代执壶类型多样，常见有鸡心式、梨式、玉壶春式等。陈洪绶所作《蕉荫听琴图》中，抚琴者盘腿坐于石板，听琴者手持白釉酒杯，端坐于石凳之上，侍童手捧玉壶春执壶盘坐于地上奉酒。明四家沈周所作《盆菊图》，杂树中设一草亭，四周以曲栏隔成庭院，院里墙边有盛开的菊花若干盆。亭内三人对饮，饮酒赏菊，意态悠闲，一侍童持玉壶春、执壶而立，布势疏朗，景物宜人，一派秋高气爽的意境。隔水茂树数株，景致简朴。明代蒸馏酒盛行，执壶除用于向杯中注酒之外，亦可作为盛酒器具，用于盛储宴会中暂时饮用不完之酒。除执壶之外，明代亦有盛酒器樽、杓。樽、杓是配合使用的盛酒器具，樽用于盛酒，杓将樽中之酒挹取至饮酒器具中。樽为敞口无盖三足容器，其只有盛酒功能并无储酒功能，樽中之酒如饮用不完要将其倒回至储酒器具中。故此器不可能用于饮用度数较高的酒液。

明初的饮酒器有劝盏、劝盘、台盏等，成化后，饮酒器形制增多，其造型小巧，质地精良，注重创新，有杯、盅、盏、爵等。万历刊本的《状元图考》“李春芳”版画中的饮酒所用即应为盈手可握的小杯。成化斗彩杯，从创烧之初就备受追捧，明郭子璋在《豫章陶志》称“成窑有鸡缸杯，为酒器之最”，万历文人沈德符说：“窑器最贵成化，次则宣德。杯盏之属，初不过数金。余儿时不知珍重。顷来京师，成窑酒杯每对至博银百金，予为吐舌不能下。”最为知名的是鸡缸杯，以鸡为纹饰绘于外壁，形状似缸得名。随着酒饮类型的增加，饮酒器形制亦多样化，饮酒器不仅仅为实用器具，亦为可把玩之器。仇英的《汉宫春晓图》卷中，仕女们演奏乐器，旁边的桌上摆放带温碗执壶、台盏、酒杯等常用酒具。

明代帝王显贵们对金银酒器和玉质酒器钟情不减爱意有加，明定陵和万历帝孝靖皇后棺内都可找到金银及玉质酒器，虽瓷器发展愈加完善丰富，但瓷制酒具逐渐被替代，使用功能上也渐渐转向插花、装饰、把玩等器物之用。

清代的瓷器可谓登峰造极。数千年的经验积累，加上景德镇得天独厚的原料，督陶官的管理，清朝初年政治安定、经济繁荣，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的喜好和重视，制瓷业得到进一步发展，不仅恢复了明代永乐、宣德以来的斗彩、冬青，还烧制出色泽鲜明翠硕、浓淡相间、层次分明的青花，此外还新创烧了“粉彩”“珐琅彩”“古铜彩”等，可谓“五光十色，耀眼夺目，万紫千红，美不胜收”。除景德镇官窑外，各地民窑都极为昌盛，得到很大的成就。尤其西风渐进，陶瓷外销，西洋原料及技术的传入，使陶瓷业更为丰富而多彩多姿，但也由于量产及仿制成风，画院追求工细纤巧，虽有惊人之作，但缺少创意而流于匠气。

清代酒具的明显特点即多仿古器，清宫御用的各类瓷尊、壶、瓶等，皆为仿古酒器，清代颜色釉品种繁多，色调变化繁复，绚丽多彩。黄中有柠檬黄、蛋黄、土黄;蓝中有霁蓝、浅蓝、翠蓝;红中有霁红、紫红、玫瑰红、豇豆红;白中有鱼白、蛋白、灰白、草白;黑中有紫黑、灰黑、黧黑;等等。并且当时对颜色釉的使用有严格的规定，如皇帝祭天、地时，要用蓝色釉酒杯祭天，用黄色釉酒杯祭地。康熙时期的十二月花卉杯，是清代酒具的一个高峰，十二只形似仰钟的小酒杯，每只绘制有十二个月份的代表花卉，有青花五彩和青花两个品种，每杯一花一诗，以水仙花为首，其次为玉兰、桃花、牡丹、石榴、荷花、兰草、桂花、菊花、芙蓉、月季、梅花，一侧绘画，另一侧题诗钤印，胎薄玲珑，构思巧妙。然而康熙、雍正所崇尚的清新儒雅的文人之气，到乾隆时因其审美而淡化，转变为绚丽烦冗的华丽之风。

瓷质酒具的生产和发展，反映着社会科学技术、经济、社会风尚的发展。酒具从最初的实用器逐渐演变为陈设赏玩之器，被赋予了更加深厚的文化内涵，人们视之为珍宝加以收藏，更为生活增添无穷乐趣。古人云“美酒不如美器”，酿造精良的美酒配以赏心悦目的酒具，更能达到饮酒与艺术审美的统一，也是酒文化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