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地方的丧葬风俗

汉朝时，汉武帝以前，承接秦统，阴阳五行，神仙方术于芸芸众生中极为盛行。敬鬼事神，建功修德，以求神鬼的点化而获长生不死，因此高祖建国伊始，便“甚重祠而敬祭”(《史记·封禅书》。)，任巫行为国事，执掌祭祀，重大国事决策，常问巫占卜，故而在西汉的政治、文化、经济等社会生活中，鬼神气息甚浓，敬神而重巫，巫者成了联络人神交流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民众生活中，由于统治者的倡导，出现了两大奇观：一是巫众，“范氏世于晋，故祠祀有晋巫。范会支庶留秦为刘氏，故有秦巫。刘氏随魏都大梁，故有梁巫。后徒丰，丰居荆，故有荆巫。”(《史记·封禅书》。)二是庙宇繁盛。文帝时，赵人新垣平“言乞神事”，作渭阳五帝庙；武帝时，征服南越后，“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天坛，并祠天神上帝百鬼”(《史记·封禅书·集解》。)，致使“街巷有巫，闾里有祝”(《盐铁论·散不足》。)，鬼神观念，深入人心，上至一国之君，下至平民百姓，于其各自的内心深处，将宗祖崇拜与鬼神崇拜紧紧地凝结在一起，事死如生，甘愿竭尽财力去营造地下的生活环境。到了武帝时，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谏为武帝采纳后，它的核心内容诸如“天人合一”，“天者百神之大君”，“天子受命于天”等被视为正统，极大地神化了封建王朝的统治，成为统治万民思想的合法工具，三纲五常成为人们行为道德的规范。君权、夫权因儒教解释的微言大义而与以前的神权并驾齐驱，受到世人的顶礼膜拜。在以后的长期发展中，给丧葬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丧葬礼仪的繁琐性。

南阳历史上比较动荡的年代，是从汉末到三国，又到南北朝这三四百年的时间内，因为那时战火连绵，经济萧条，官匪一家，民不聊生，盗墓贼人群生，统治阶级的地位亦不稳固，这样，人们在葬埋故去的亲人时，自然对两汉的厚葬之风有所收敛。统治者身先士卒，在薄葬方面迈出了一步，史书对此曾有较多述评。从三国开始乃至明清时期南阳的葬俗，东汉中期以后，封建王朝即将走完一个王朝由创建、鼎盛、衰退、灭亡这一周期，政治上的倒行逆施使得战乱频仍，世态炎凉，人心不古。外来佛教乘虚而入，迅速占领了人们的思想空间，它宣扬的精神灵魂永生、轮回转世、因果报应等观念很快为人们所接受，加上东汉中期道教开始兴起，社会上出现了一大批“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的道士，他们积极参与民间祭祀活动，宣扬通过咒、符等手段加强对往来自由的鬼神进行管理。儒、释、道三教在意识形态领域经过长期的斗争浸染，互取所长，渐渐走向吻合。

从三教对人们丧葬意识的影响来看，儒教因其特殊的政治背景，对人的行为意识起主导作用，道、释二教仅仅是强化了人们的丧葬意识而已。儒教统治人的意识形态两千余年，厚葬之风和繁文缛节在汉以后各代均有表现，并屡禁不止，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限制了人们薄葬意识的产生和发展，故而在两汉时期，宛人不论家财雄厚与否，都甘心情愿将财富埋藏于地下。在葬仪方面，只因财力所限，仅有陪葬数量的差异，而没有厚葬观念的差异。上至贵胄富商，下至平民百姓，在对待厚葬这个问题上，观点出奇地一致。厚葬在封建社会一定意义上成了人们立身处事的标尺，如果敢于标新立异实施薄葬，那简直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南阳丧葬文化承继的连续性，使得厚葬之风形成一股巨大的惯性，在穿越各个朝代的历史过程中，对其内涵中的政治、宗教、文化等因素，及时地予以吐故纳新，以致于恒生恒新，万世不绝，成为人们丧葬活动的鲜明主题。这是一则曹操的手册：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戌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三国志·武帝纪》。)晋宣帝司马懿，也深感身后厚葬不妥，于是事先作了详细的交待和安排，“先是预作《终制》，于首阳山为土藏，不坟不树。作《顾命》三篇，敛以时服，不设明器，后终者不得合葬”(《晋书·宣帝纪》。)，要求其后人按照他的遗愿从事。自此开始，南阳民间崇尚厚葬之风稍有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