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师公舞”

花山崖壁画分布于左江两岸长达二百公里的地段上，共有壁画五十多处，场面宏伟，气势磅礴。壁画上的人物图象，有的八字蹲裆，双手平举；有的侧身半蹲，双手前推。他们排列成行，好似正随着铿锵的铜鼓声整齐踏步，缓缓起舞。据考古研究，认为这是壮族先民在庆祝渔猎丰收时，祭祀水神的大型歌舞场面。分别于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六年在西林县普驮、贵县罗泊弯出土的西汉墓葬铜鼓，鼓腰上刻绘了生动的舞蹈纹样，舞人们对对双双(或三人一组)上身裸露，下身着前短后长的吊铲(西南兄弟民族的古代服饰两面裙)，展开双臂，翩翩起舞，那微微扭出的胯部，轻轻飘起的吊铲，舞姿生动、秀丽。铜鼓鼓腰上还有划船纹样，窄长的船身，首尾饰有鸟首和鸟羽，船上除划船人外，还有着吊铲执羽毛的舞人，高台后面插有细长的羽毛，台下有鼎状物器，看来这是一条祭祀的船。船中的高台，可能是祭台，台下的器物可能是某种祭器，我们初步推测，站在高台上的是奴隶主，站在船尾的是主持祭祀的巫师，这可能是一幅古代祭祀舞蹈的场面。这些丰富多彩的古代巫舞，后来是怎样发展演变的，尚待进一步研究，但后代“师公舞”的某些舞姿却与古代巫舞有着许多相像之处。如上林“师公舞”中的扭胯动律与铜鼓舞蹈纹饰上的出胯舞姿有些相像；南宁市郊“师公舞”中的“拉屎马”动作与壁画上的图象基本相似；钦州“师公舞”中的“马步”与壁画上的侧身人像也有雷同之感，这说明了一个民族在感情、性格、审美情趣上的延续性。

傩舞，作为一种驱鬼逐疫的古礼与民间习俗，早在周代已盛行于宫廷和中原地区的北方农村。《周礼·夏官·司马》载：“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傩，以索室驱疫。大丧，先柩，及墓及塘以戈击四隅，驱方良。”《后汉书·礼仪志》载：“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从记载上可看出，古代傩礼是驱鬼逐疫，时间在除夕前一日和老人丧葬时，方相氏戴面具扮傩，服装是玄衣朱裳，道具是戈、盾和大鼗，这些恰恰与师公在“打醮”、“做斋”仪式中的祭祀内容、服饰道具都有相同之处。仪式最后，师公穿红袍、戴面具、执赶鬼杖(或剑器)到各家各户赶鬼的场面，则与方相氏索室驱疫如出一辙。再将在宋代已闻名京师的“桂林傩舞”与壮族“师公舞”相比，则发现有更多的共同之处。除了酬神祭祖、驱鬼逐疫的祭祀内容和戴面具跳神的表演形式基本雷同外，都者均属梅山教系统，都有三十六神、七十二相之说，在打击乐伴奏中，均以蜂鼓作为主要乐器，而且都说是由五乐师傅所制。这就说明壮族“师公舞”与傩舞的关系也很密切。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师公舞”可能源于岭南古代巫舞。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傩舞的表演形式，至唐、宋后，由于道、佛二教相继传入广西，又触到了道教的影响，师公艺人为了招徕观众，还大量吸取了民间的传统文艺、体育形式，逐步演变成为一种半宗教性、半文艺性的独特的表演形式了。

由于壮族人民聚居的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人民的风俗习惯和审美情趣的差异，各地“师公舞”的表演形式、风格特点和演唱内容也各不相同。流传于武鸣、河池、上林、钦州县的“师公舞”具有一定的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