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说诗：在锡伯文化中有一种特有的雅俗共赏的民间文学形式——念说。每到冬季农闲或节假日的夜晚，锡伯族就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由一个民间艺人或者“文化人”念说中国古典章回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众人围坐静听，有时引起讨论。这种念说的传统民间文学形式一直延续到今天。后来，在念说中又增加了新疆锡伯族自己创作的叙事长诗《西迁之歌》、《喀什噶尔之歌》、《拉贤罕图》、《三国之歌》、《素花之歌》等。在长期的念说活动中，还形成了锡伯族念说中国古典章回小说和长篇叙事诗的曲调，被称为“念说调”。念说调曲调委婉动听，引人入胜，音乐节拍也比较自由。
牛录诗：17世纪末叶，居住在嫩江西岸的锡伯族被满族征服以后，被编入“八旗”组织之中。从此八旗制走进锡伯族。新疆锡伯族在西迁的同时，从东北老家搬来了八旗制度，很快建立由八个牛录组成的锡伯营(八旗制的基本单位是牛录)，锡伯营八个牛录分别为一牛录(镶黄旗)、二牛录(正黄旗)、三牛录(正白旗)、四牛录(正红旗)、五牛录(镶白旗)、六牛录(镶红旗)、七牛录(正蓝旗)、八牛录(镶蓝旗)，每个牛录往往有五六个“哈拉”(姓)或有十几个不同“哈拉”组成，“哈拉”又由数个“莫昆”组成，所以，从血缘关系来讲，牛录有较强的氏族心理和很强的凝聚力。
在清代八旗组织中，伊犁锡伯营八旗制存在的时间最长，直到1938年才被废除。但是，由于这种组织形式渗透到新疆锡伯族社会生活、家庭生活以及民族文化之中，使新疆的锡伯人都有驱之不散的牛录观念，牛录成为锡伯人故乡的代名词，牛录是故乡，故乡就是牛录。这种牛录观念反映到文学中便产生了牛录诗。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有一位自称是“野兽派”的诗人阿苏，其实，从他的诗歌创作情况来看，他不属于“野兽派”，而是典型的“牛录派”。他出生于正红旗四牛录，后来到镶红旗的六牛录县城工作。牛录成为他心中的一个“结”，永远也打不开，在他的每一首诗里，他都情不自禁地抒写牛录，正如他在《作为锡伯人》一诗中写的那样“注定我常年厮守在堆依齐牛录，与泥土以及纯朴的民歌相依为命。”“这些在牛录怀里长大的，苏慕尔氏的人啊，一生一世，把自己热衷于劳动的手，交给了家园和庄稼。”(《苏慕尔氏的人们》)“我们的眼睛，看过脚下的田地，看过牛录深处的事情，就流了泪。”(《坡上》)“牛录确实温暖，想想这一点，人心里就舒服得要死。”“日出日落，人们为牛录活着”(《牛录》)。在新疆锡伯族诗人里，阿苏是最典型的牛录诗人。要了解新疆锡伯灵魂深处的牛录意识，就得看阿苏的牛录诗。
双语诗：纵观新疆锡伯族诗歌发展史，还有一种诗歌现象令人瞩目，这就是锡伯族的双语诗(指同一个诗人，既能用母语创作，又能用汉语创作)。清代末期，新疆锡伯族著名诗人锡笔臣是锡伯族双语诗早期的主要代表。他的汉文造诣颇深，被当时执政的伊犁将军赏识，曾长期担任伊犁将军衙门文案处文案总办。锡笔臣生前用汉文撰写过许多诗歌，但保存下来的只有叙事长诗《离乡曲》。《离乡曲》用120行诗句，生动展现了新疆锡伯族的西迁史和戍边屯垦史，这是一部清代新疆锡伯族历史长诗。新疆锡伯族现代著名作家、诗人郭基南老先生也是双语诗的重要代表人物。在文学创作上，他用汉文和锡伯文左右开弓，运用自如。像他的第一部诗集《心之歌》就是用锡伯文创作的，而他的第二部诗集《乌孙山下的歌》则完全用汉文创作，他的第三部诗集《情感的火花》则用汉文和锡伯文创作出版。
在新疆锡伯族当代诗人中，佘吐肯也是双语诗创作的代表，他改编创作的《世世代代铭记毛主席的恩情》曾于1982年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学创作二等奖，汉文译作《西迁之歌》于1981年分别荣获自治区和全国少数民族文学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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