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城年画

值得一提的是，每年清明或九龙峰谭公诞时，香港、南洋、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的惠籍人士或在外省工作的惠州人，回乡扫墓或朝山进香，离开惠州时亦会从这几家较大的年画经销店买回几幅珍藏或悬挂。

另外也有一些小店，大多也是文具、锣鼓店、香烛档等，临春节或清明前，都会到这几大家门店去批发大捆大捆的年画代销。这些红红绿绿的年画，或悬挂、或“卧地”或“坐台”，如春花丛丛，使平日暮气沉沉的老城添注了几分活力。

惠城木版年画的代表作，应是《老鼠嫁女》。这是年画作者根据民间习俗创作的。旧俗，农历除夕之夜，户户都在屋墙角或门边点亮一盏小油灯，给送亲的老鼠照路，并流传这样的故事：从前，有户人家养了一只馋猫，因偷吃了两条鱼而被人揍了一顿，于是猫儿下定决心，要乘老鼠嫁女之机来个“一网打尽”向主人立功赎罪。鼠族们得知这个坏消息，经商量决定派鼠大哥带上礼贴及礼物去收买猫。礼贴写道：“本宅小鼠嫁女，略送薄礼表心意，鲜鱼四条香酒二，奉送猫公勿嫌弃”。馋猫收礼高兴得很，开怀畅饮，喝得酩酊大醉，先前的诺言早已忘净……在年画艺人的笔下，《老鼠嫁女》是这样的：一队老鼠从画面走来，队伍里有司乐的、打彩的、提灯的、吹唢呐的、鸣金、敲鼓的、送礼的，队伍中间是几个轿夫抬着一顶花轿，轿里坐着盖有红头盖的拟人化老鼠新娘，正含情脉脉，憧憬着即将到来的良辰美景……这幅年画意味深长，可谓家喻户晓。

1916年左右，惠城的一些大商店内，又出现了在广告画上加印日历的月份牌年画，这种年画，既能美化店面，又可查看日历，很受惠城群众的欢迎。月份牌年画的创始人是上海的周慕桥，他原是画国画的，后吸收西洋画技法创新，画法接近单线平涂，但还没有用炭粉擦。

1919年，惠城一些大商店已悬挂使用擦炭粉、形象十分逼真的挂历年画。开始使用此法的是郑曼陀、周柏生等，后来又相继出现了杭樨英、金梅生、李慕白、金雪尘等新秀，绘画技巧更超过前辈，对月份牌年画又有所发展。这些年画各具风格，中西结合；色彩浓艳，对比强烈，讲究透视、投影，故立体感强，构图饱满，博得惠城群众喜爱。但当时惠城仍未有这种年画卖，要去广州买，而广州也是从挂历年画的发源地上海购进，所以即使是商家，挂这种年画的也不多，而且价格也贵，小本生意人不敢奢侈(画价约中等收人之人半个月薪水)。因此种种原因，挂历年画也成了惠州一些大商店特别的“装饰”，为这些商店提高知名度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不久，湖苑与吉庆堂至广州购进挂历年画零售。1920年后，随着挂历年画的不断降价、质量更好，好多年画店都有挂历年画零售。各商店大多普及，中等经济收入以上的家庭也大多买来悬挂。

惠城人喜爱年画，惠城的美术工作者也喜欢创作年画，自辛亥革命后至解放前夕，几次在城镇或各学校年度的美术展览中，年画都占有一定的比例，多以水粉、国画、木刻、剪纸等形式表现，内容也很丰富，既有历史题材的戏曲故事，民间传说，更有不少是描绘惠州西湖、罗浮等风光名胜，令观众兴趣盎然。

解放后，年画作为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通俗画，更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注。专业及广大业余美术工作者也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深入开拓，一幅年画中，运用水彩、水粉、粉彩等不同工具不同画种齐上阵的现象已不鲜见，只要对表现主题有利的就用。例如一幅山水年画，除了可以用纯国画、木刻、剪纸、水彩、水粉、粉彩画等画种表现外，也有人选取各画种技法的精华应用在画面上。如水彩画技法与原料对表现水的透明、流动性质感特别好，于是便以此法描绘水，并在一些盛开的花上运用，使它们显得更生动新鲜；水粉画对石头、野坡、动植物、人的肌肤表现力较强，有一种深厚度与力度，作者也借用之……凡此种种，说明当时惠城年画作者已在传统的水粉年画(当代年画应用最广泛的画种)上大胆革新、大胆突破，并取得成绩。另外，就国画而言，也不再是写意、工笔那样泾渭分明，写意国画中有工笔成分、工笔国画中有大写意的环境衬托。用国画绘制的年画中，所用的工具、原料也不局限于固有的笔墨、颜料，可视情况大胆用上水彩、水粉等原料、用上油画笔……

有趣的是，惠城年画创新者除年轻一代外，更有老一辈的作者，如薛秀亭老画家的一幅描绘永福寺遗址幽静风光的年画，用色与技法大多是国画式，但亭边小花草，天空云彩等也用了较重的水粉，却显得很协调，更有质感与情趣。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至“文革”前，各大城市美术出版社大量发行各种形式的年画，且价格便宜，一般对开彩色年画，形象逼真，题材多样，价钱也只有一角三分钱、最贵的也不超过三角伍分(此为大堂用的年画)。真是又平又靓。民间印的年画在惠州城镇开始失去市场。以后随着送戏送书画下乡活动的开展与交通环境的不断改善，连深山的农家逢年节也改贴城市机印的年画了。原有的年画刻者(绝大多数是农民)改为刻寿桃模、龙风饼模等木版印模，售给城乡的居民作年节自制糕点小食的印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