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理学倡明，对女子贞洁的要求达到新的高度，人们对处女的崇尚也逐渐达到了高峰。那时，道教理论也有很大发展与传播，道教中的“房事”理论认为，男女性事，重要的在于采阴补阳，尤其重视男子在与处女的交合中，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这对人们的处女嗜好也有很大的推动作用。陈东原先生在《中国妇女生活史》中说：“到了宋代，我发现对于妇女的贞节，另有一个要求，便所谓‘男性之处女的嗜好’了。古代的贞节观念，很是宽泛，到了宋代，贞节观念遂看中在一点——欲望问题——生殖器问题的上面。从此以后，女性的摧残，遂到了不可知的高深程度!”明清时代，处女要求已成时俗，不仅民间有多种检查处女的方法，官方也有专门负责此事的人员。这种检查的目的主要察视是否是处女。如在永平所发生的这个案子，县官就派人验证王家所嫁之女是否是处女，这个验证结果就成为了案件判决的最重要依据。官方负责这项工作的，有官媒、稳婆之类的人员，上面讲到无锡县的故事，就曾提到案子到官，要经过官媒来检验是否处女，在民间则大多委托男方的女性亲属或媒婆去办理。据说明清时民间最常用的方法是，令被检查的女子坐于装有草木灰的便桶，设法让她发笑，然后看桶中的灰是否有被气吹动的迹象，如有，则女子已经不是处女了。
清代，处女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不独小康人家娶妻，富室纳妾、买婢也一般要求对方是处女，对处女的检查也是最基本的要求。当然人们认为，最靠得住的办法还是新婚时看女子是否有落红。实际上，不止是俞樾所说的永平地区，全国各地此类习俗极为普遍。新婚之夜检查新娘是否处女就成了婚礼中不可少的仪式，贺客们都极关心男方在翌日清晨出示新娘“落红’的标志。若新娘果为处女，男方还要向女方送去上书“闺门有训，淑女可钦”的喜帖，而女家也以此夸耀邻里;若新娘已非完壁，则常会发生被男方所休的悲剧，而女家亦颜面尽失。为了保全颜面，有女之人家就要从小防范，尽力使女子不离闺阁一步。
在广东一些地方，新婚之夜，新娘为新郎脱靴，新郎就交给新娘一幅白帕，用来保留新娘的“落红”。如果新娘当夜有落红，则合族大喜。三天回门时，就要送烧猪到娘家，富贵人家甚至送烧猪达数十头之多。所以女家在嫁女之日，多惴惴不安，惟恐烧猪不至。如烧猪不来，家人对坐愁叹，引为大辱。烧猪一到，则举家相庆，大张旗鼓迎接烧猪，认为是家里教养有方，不辱门户。把烧猪分送戚友，加上红色馒头若干，就是人们所称的“麻蛋”。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新娘接到婆家后，先不举办任何庆典，直接送入洞房，即与新郎同寢。一家人和亲友都在新房外等候。不见到新娘的“喜帕”，人们概不道贺，如新娘不贞，不仅不是喜事而且还是大辱。少顷，新郎从房中出来，手上捧着一个红盘子，上盖红布，里面装的就是保留有新娘落红的“喜帕”了。这时，新娘家里已备了一顶大轿在门外等候，新郎捧着喜帕直接登轿，去新娘家中报喜。如果新娘不贞，则二话不说，直接迫令其上轿回家，接下来就是双方打官司、索还聘礼之类的纠纷了。在这里，新婚夫妇的交拜成礼，都要等有了“喜帕”之后，可见处女问题是个至关重要的大事。
嫁娶之间，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所谓“闹洞房”了。闹房之俗至今各地多有保留，许多地方仍保留有闹房时整治新娘、新郎乃至于公婆的情况。清代，比较文雅的闹房如醴陵，“是夜，众宾集房中，歌诗赞烛，曰闹房”。很多地方，则多方戏谑，无所不至。江苏淮安闹房，把来宾分为儿童和成年两组，结婚之家请能言之人专门接待，儿童闹房者主要是唱“闹房歌”，歌词中涉及男女之事，“多不堪入耳之语”。成年组主要是针对新娘，“淫词戏语信口而出”，“任意调笑”，一般男家都会听之任之，无可奈何，有的地方甚至有越闹得欢越受男家欢迎的情况。福建石澳地方，男方请六名美少年前往迎亲，称之为“替新郎”，女方则请数名女伴，叫做“新阿姨”。新婚之夜，替新郎与新阿姨们聚齐欢饮，“谐谑嘲笑，罔有顾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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