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宽
范宽（950—1032），名中正，字仲立。今铜川耀州区人，因性情宽缓，人称范宽。
他信仰道教，举止疏放，不愿受世俗的束缚。作画初学李成，继师荆浩，后感“与其师人，不若师诸造化”，因而离开汴京、洛阳，移居终南、太华诸山，对景写生，自成一家。他的山水画，气势磅礴，浩莽阔大，具有鲜明的北方山林风格。山多正面，而折落有势，山石用雨点皴，山顶多作密林，水际作突兀大石，落笔雄健凝练。亦擅长雪山画。评者以为“得山骨”、“善与山传神”，与关仝、李成形成五代、北宋间北方山水画的三大流派。范宽的作品，据宋时的《宣和画谱》记载，共有58种，但绝大多数佚亡。传世作品《雪景寒林图》、《溪山行旅图》、《雪山萧寺图》等，已成为稀世珍品。
寇慎
寇慎（1577—1659），字永修，号礼亭，今市郊区印台乡济阳寨人。
寇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中进士，在京先后授刑部、工部主事、员外郎，后调任虞衡司郎中。天启六年（1626），出任苏州知府。崇祯元年（1628），补广平知府，在任3个月，迁山西按察司副使昌平兵备道，奉敕监军，分巡冀宁，曾“剿剪”陕北农民起义军。后任山西布政使参议，分守朔州。崇祯八年（1635），告老回家，卜居山寨。义军攻陷长安后，寇慎被义军抓获囚禁，因闻知其为官清廉，遂放归。
寇慎在苏州任职期间，时值洪涝灾荒，他捐助薪俸用以漕运粮食，并请求减轻赋税，劝民开垦河浜淤地，织造绸缎，深得民心。在处理苏州市民反对阉党的斗争中，寇慎“周旋上下之间，化大事为小事”，得罪了魏忠贤。寇慎自度难免被害，适逢继母去世，遂守孝解官，回归故里，闭门潜思，著书立说。先后撰有《四书酌言》、《历代史汇》、《山居日记》、《同官县志》等。一度执教于同官颍阳书院。同官遭灾后，书写奏议，上呈省台，代百姓诉说苦衷。病故后，顾炎武为他撰写了《墓志铭》。
崔乃镛
崔乃镛（1680—？），字伯璈，号餐霞，今市郊区陈炉镇西堡人，清进士，入翰林。
雍正二年（1724），崔乃镛出任云南寻甸知府，后调任东川府知府。乾隆二年（1737），升任湖北督粮道台。监督漕粮是个肥缺，前任官员，大都上下串通，克扣运丁，剥削库帑，侵吞漕粮，中饱私囊。崔乃镛在任道台三年中，“愤其罔上害民，悉取而革之”，因此触犯权臣和地方贪官污吏。他们合谋捏造罪名，表奏朝廷。乾隆七年（1742）六月，崔乃镛被革职，贬谪陕西渭南，并拟发配边疆。当时，崔已63岁，被幽禁在一间小屋里。晚上，他觉察到有钦差随员在门口窃听，便故意提高嗓音，自言自语地叹道：“发配哪里都行，可千万别发配到军台岭的熊耳山。军台岭，熊耳山，臭虫壁虱有万千。若到熊耳山，不被臭虫壁虱吃掉，也被满山遍野的蝎子蛰翻。”钦差将窃听情况立即表奏皇帝，崔乃镛便被发配到熊耳山。后来，等钦差知道熊耳山是崔乃镛故乡时，懊悔莫及。
崔乃镛回到故乡后，练习书法，闭门著述，着有《陈炉风土志》两卷。后来，乾隆皇帝得知崔乃镛任职期间清正廉明，革职纯属冤枉，遂下三道圣旨，准予官复原职。崔乃镛均以年老多病而辞谢。
柳公绰
柳公绰（765—832），字宽，号温子，今铜川耀州区阿子乡柳家原人。出生于官宦家庭。
柳公绰性格庄重严谨，讲究礼法，孝敬父母，喜爱结交朋友，被举贤良，授为校书郎。他广泛研究政治、军事、文学、书法，尤其喜爱兵法。参加科举考试名列前茅，官封渭南尉。从政后，他惩恶助善，依法行事，体察民情。在任渭南尉期间，正值灾荒，便令官府节约开支，少征或不征赋税，设法使百姓度荒。当部下劝他吃好些时，他说：“四方的百姓都在忍饥挨饿之中，身为父母官，岂能一人独饱，置百姓于不顾？”因此，当时渭南民众饿死者较少。后来，升任开州刺史，颇得民心。在讨伐吴元济之役中，公绰任用熟悉兵法的李听为中军先锋，委以军事指挥大权，并派人安抚士兵家属，解决生活困难，军士勇猛作战，终于打了胜仗。元和十二年（817），在四川成都任少尹时，曾书成都武侯祠《蜀丞相诸葛武侯祠碑》。此碑因系宰相裴度撰文，名匠鲁建刻石，加上柳公绰的楷书，被称之为“三绝碑”。唐文宗即位后，柳公绰官封兵部尚书。去世后，追赠太子太保。
傅嘏（gǔ）
傅嘏（209—255），字兰石，今铜川耀州区稠桑乡傅家原人。三国魏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
傅嘏家族世代为官。他先后担任魏国的司空属掾、黄门侍郎、河南尹、尚书等，以功封阳乡侯。死后追赠太常，谥元侯。景初年间（238年左右），魏明帝将散骑常侍刘劭拟定的“都官考课法”（即当时考察官吏勤惰功过并给予升降赏罚的制度）交付大臣商讨。傅嘏尖锐地指出其弊病在于生搬硬套西周时期的制度，严重脱离魏国的实际，并建议改变选拔人才专由吏部一手包办的做法，实行乡举里选，然后考察其德能，委以适当官职。
当时，哲学界就人的才能与性格的互相关系问题发生争论。针对吏部尚书何晏诸人主张的“才性异”观点（即认为人的才能与本性没有必然联系，本性不能决定才能高低），傅嘏明确提出“才性同”的论点，认为才能与本性存在密切联系，本性、操行好的人，其才能发挥出来就会做出大事、好事。这种论点是比较切合实际的。他的论点，被当时的理学家钟会录入《四本论》一书。
明帝去世前，遗诏由曹爽和司马懿辅佐少帝曹芳。以后，在何晏的鼓动下，曹爽抑斥司马懿，而重用何晏，使何晏愈加作威作福。一次，傅嘏对曹爽之弟曹羲说：“何晏表面上清静无为，骨子里很奸巧，贪得无厌，不讲道德修养。我担心他会迷惑你们兄弟，而使一些仁人志士远离你们，这将会影响朝廷政治啊！”此事浅露后，何晏借口一件小事，罢免了傅嘏的黄门侍郎之职，降为荥阳太守。
正当傅嘏准备去荥阳之时，司马懿却让他担任自己的僚属从事郎中。正始十年（249），司马懿杀死曹爽、何晏，让傅嘏担任内掌帝都、外统京畿的河南尹。到任后，傅嘏彻底根除该郡官吏地方观点极重、主张郡内重要官职全由郡人把持的陋习，从各方面选拔人才，及时考核，择优录用。傅嘏坚持德教为本，不废法制，严格执法，判刑实事求是。他为官清廉、谦让、勤劳，反对送礼求荣；埋头苦干办实事，使老百姓得到实惠，安居乐业。因此，升任尚书。
嘉平四年（252），许多大臣主张钱吴，齐王曹芳下诏征求意见。此时，傅嘏上书《征吴对》，极力反对出兵伐吴，主张在前线屯田备战，待机而动。但曹芳未采纳这一建议，而是大兴干戈，结果魏军被击败。之后，吴国扬言进攻魏国的青、徐二州，举国上下特别紧张。傅嘏经过对形势的冷静分析，认为这不过是声东击西的伎俩，而最大的可能是吴国大将诸葛恪派出小股兵力佯攻青、徐，真正的目的是进攻淮南一带。曹芳同意傅嘏的看法，及早做好准备。嘉平五年（253）五月，诸葛恪果然进攻合肥新城，结果被魏军打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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