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名臣与驷马桥碑记

日本间谍也“摄”过驷马桥

1924到1942年间，日本摄影师岛崎役治以其创办的《亚细亚大观》刊物为阵地，以旅行考察为掩护，潜入中国各地进行实地拍摄，足迹几乎囊括了所有省份。其拍摄的内容，则涵盖了人文、地理、经济、军事等方面，具有很高的情报价值。

岛崎役治的公开身份，是亚细亚写真大观社社长，他于1918年来到中国东北，1924年成立亚细亚写真大观社并创办摄影月刊《亚细亚大观》，发行一直持续到1942年。透过其摄影活动和拍摄内容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作为一名职业摄影师和刊物经营者，岛崎役治其实还扮演着日本间谍的角色，长期打着旅行考察的幌子在中国各地搜集情报。

当代学者研究岛崎役治行迹，发现他曾于1926年和1928年两次入四川，这张驷马桥的照片应该拍摄于这一期间。岛崎役治在这张照片的文字说明中，提到桥头有石碑，碑文为张鹏翮所题写，并题写了岑参的《升仙桥》“长桥题柱去，犹是未达时。及乘驷马车，却从桥上归。名共东流水，滔滔无尽期。”

至此，我们可以确认，岛崎役治曾亲眼目睹张鹏翮的碑文，可惜的是岛崎役治没有把碑文拍摄清楚，我们现在无缘看到张鹏翮的书法墨迹了。但照片中的石碑，是否是康熙年间所立或是为后人重立，仍无法确认。

对比昭觉寺中清咸丰四年（1854）的石碑拓片，右下角的驷马桥的形状与上述两张照片极为接近，只是石碑比例略显夸张。据此可以推断，从康熙一朝直至近代，砖石结构的驷马桥一直没有大的变化。

金石学家刘心源写《驷马桥记》

再说另一位为驷马桥题写碑文的晚清金石学家、书法家刘心源，也同样大名鼎鼎。

刘心源是湖北洪湖人，曾任四川夔州知府、成都知府。他有许多墨迹被刻成石碑供后人欣赏。最为著名的就是三峡的瞿塘峡口他书写的“夔门”二字。据说，1958年，毛泽东考察三峡，对此二字观赏良久，赞不绝口，嘱文物部门妥为保存，至今仍为三峡一景。刘心源篆、隶、楷、行、草皆精，信手而书，又别具一格。都江堰伏龙观《离堆》刻石，武侯祠《出师表》石刻，都是刘心源手笔。

而刘自认为满意的是篆刻《驷马桥记》，他在《乐石文述》中称其为最得意之作。幸而我们现在还能看到这个碑刻的拓片。

碑文记载，碑记立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成都知府刘心源撰并书，监刻为江苏武进刘鼎元、四川奉节张朝墉、湖北武昌张仲和。碑文大意记述了司马相如初入长安，题字此桥。指出汉武疲于四方开疆拓土，营造宫苑。而长卿（司马相如）以凌云之才经略治世，而有赤车驷马。撰书人自思才智不及长卿，而海内多事，过斯桥也，惴惴自省。

可能驷马桥头不止立过一块石碑，从张鹏翮到刘心源，也许其中还有不为我们所知的故事。

现今驷马古桥已不复存在。1951年修筑成渝铁路，原有河道被改道，照片中砖石结构的驷马桥被拆毁，在改道的沙河上新修平交桥。1981年，地名普查时，仍然定名为驷马桥。

在2001年前后的成都大规模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中，沙河从上游到下游修建了八座大型游园“沙河八景”。可惜的是，这一大型工程再一次将驷马桥遗漏，以驷马桥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遗憾。现在解放路一段与驷马桥街交界处，横跨沙河的驷马桥作为成都市的文化地标，矗立起了一座雕塑，其造型与神韵皆较为简单粗糙，不足以供后人缅怀。